读书，最奢侈的自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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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l 先知书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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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爱尔兰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

中世纪时，英国征服了爱尔兰。此后长达数百年间，英国人在当地推行高压政策，压制爱尔兰的文化，不允许他们演奏本民族的音乐，也不允许他们跳本民族的舞蹈。

慢慢地，爱尔兰人发明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舞蹈，跳舞的时候，只有下半身动，上半身基本不动。这样一来，英国人从街上透过窗户，只能看到他们不动的上半身。

据说，这种舞蹈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爱尔兰的名片：踢踏舞。

——对自由与美的追求，是人的天性，而天性是无法束缚的。

盗书如盗火

未曾在精神的荒漠中被流放的人，无法理解读书和思考对于生命的意义，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甘冒失去自由，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，去书写、传播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。

让我们把时光拉回中国历史上那个革命激情如火，但物质和精神却短缺的年代。著名学者朱正琳教授曾回忆上世纪60年代自己的亲身经历：

书架上空空落落，已经没多少书了，我站在那里，手足无措，一种失落感渐渐变成一种悲愤之情，我突然做出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举动，当着营业员的面，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就往外跑......接着，我便到各个图书馆偷书......没过多久，我便锒铛入狱，不过罪名却不是‘偷窃’，而是反对革命。

也是在那个年代，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范用，与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、商务印书馆社长陈原一道，被扣上“陈范集团”的帽子，遣往湖北咸宁干校劳改。在干校里，几位出版人每每聚首，屡屡议及当时除了毛选和“小红书”之外，几无可看之书的苦况时，便商定，有朝一日，一定要办一份和书有关的杂志，名字就叫《读书》。 

......

改革开放前夜，胶着状态下的中国

——《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》

人因反思而存在。当人意识到荒谬之为荒谬时，觉醒的时刻，也就到来了。

历史犹如回荡的钟摆，十年幽暗的激进年代，终究成了一代人或激情燃烧，或苦不堪言的历史记忆。伴随着极端年代的结束，一个可以用读书或思想定义的年代，终于来了。

读书无禁区

如果说经济上的匮乏，只要放开管制，很快便会迎来繁荣，那么，思想市场的荒芜，则需要几代人的耕耘，才可能破土而出。一旦中断，就必须从头再来。

1978年，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，但时局依旧晦暗不明，文化政策尚未放松管制。

在那个春寒依然料峭的时刻，范用、陈原、陈翰伯等人，早已开始筹划，他们要把在干校里形成的想法付诸实践——办一本叫作《读书》的杂志。

经过北京、上海多次的讨论，《读书》基本确定了“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”的办刊宗旨。这句再正常不过的话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十分的“刺眼”。

深谙当时政治环境的主办者们，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有些拿不定主意了，《读书》险些夭折。

聪明的敏感者能够意识到风险，而要化解风险，还需要勇气和智慧。关键时刻，范用提出他的解决办法：这份刊物不要在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办，就由他担当总经理的三联书店来办。为此，他还立下军令状，万一《读书》出了问题，责任由他一人承担。

因为范用的这句话，《读书》在三联的牌子下诞生了。

《读书》杂志第一期

转眼到了1979年初，随着《读书》杂志计划首次发刊的日益临近，主编们却又头疼了。

作为经验丰富的出版人，范用心里非常清楚，一篇好的发刊词，对一份杂志意味着什么。思索良久，他们想到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，并发出了邀请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李洪林很爽快地答应了。几天之后，这篇文章的初稿，就放到了范用的案头，李洪林为文章起的标题是《打破读书的禁区》。

这篇4000多字的雄文，与其说是李洪林声嘶力竭的呐喊，不如说是那一代人被压抑太久的共同心声，借李洪林手中之笔得以畅快淋漓的表达，以致作为编者的范用，竟然“无所作为”到了“无一字可改”。

然而，当把目光从文章结尾转到标题的时候，范用却紧缩双眉，以致迟迟发不了稿。经历无数次的纠结之后，范用拿起钢笔，毫不犹豫的划掉了“打破”和“的”，坚定地将其修改为“读”和“无”——“打破读书的禁区”改成了“读书无禁区”。

李洪林手稿“打破读书的禁区”

李洪林后来回忆说：“《打破读书的禁区》这个题目很周严，一来，反对给读书设置禁区，反对之前的文化政策，二来，当时上面的局面尚未明朗，这样的标题也不会太敏感。”

范用当然明白李洪林的良苦用心，但他深知，对一个在思想的荒漠中流放太久的民族，自由阅读的意义，犹如阳光和水对于生命的意义；范用更深知，修改这几个字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——但他依然决绝地选择了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。 

范用——“读书无禁区”

1979年4月10日，《读书》创刊号正式发行，第一版印刷5万册，短短几天就发售一空，连夜加印5万册，再次一抢而空。李洪林的开篇宏文《读书无禁区》，仿佛一颗巨石，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。

从此，“读书无禁区”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，崇尚文化、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。

然而，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走出革命叙事的年代，一份刊物的影响有多大，首先意味着主办者的危险有多大。

很快，主管部门找范用谈话，批评“读书无禁区”的提法不妥。

范用却说，“我个人认为，我们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。即使是不好的书，也应该让他们看，知道这些书不好在什么地方。”

正是范用对书和一个时代的理解，正是他的勇敢和坚持，为一个新世代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也成就了《读书》。

思想的烛火，摇曳未熄

有一种人，他们的影响力大到了这样的程度——后世的史学家不得不用他的名字为一个时代命名，但这样的人，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；

然而，一份有影响力的杂志，只要它还存活着，就必须用他的主编来命名。1986年，《读书》杂志的范用时代谢幕了，沈昌文时代开始了。

沈昌文

1986年1月1日，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，调任三联书店，接替范用。临走时，范用对沈昌文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从邹韬奋到今天，三联的名声之所以越来越大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敢于讲真话，因此，不要怕。”

沈昌文静静地听完了范用的话，大为惊讶，然后沉默不语。

沈昌文应该清楚范用“退休”的真正原因，然而， 当时代的巨变折射到一份刊物上时，沈昌文首先要面对的，是做检讨。

自1983年“清除精神污染”运动以来，不少文化界名人和刊物，都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，《读书》自然首当其冲。

果然，刚上任没几天，沈昌文便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——鉴于《读书》的内容存在导向问题，要求他到新闻出版署做大会检讨。

但“准备好了诚恳检讨”的沈昌文到了会场，议程排来排去，一直没有轮到他。

直到第三次，被点名“出了问题”的其他通讯社、出版社，杂志社的检讨都做了个遍，却依旧没有轮到他。到最后，沈昌文一看，会场就剩下他没做检讨了，他正准备站起来检讨，杜导正不但不理会他，反而去另一边找新华日报。在说完新华日报的问题之后，杜导正直接宣布会议结束。

沈昌文一时还没反应过来，回到家后事隔数天，他才回过味儿来，原来杜导正，和他的上级，在暗中在保护自己，保护《读书》。

杜导正

人，到底是观念决定行动，还是利益决定行动？在不同的年代，不同的价值观、不同信仰的地方，答案是截然相反的。

今天，我们听到最多的答案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也就是利益决定行动。然而，这个答案放在范用、沈昌文、杜导正等人身上，显然不太适用。

到底是答案错了，还是范用错了，又或者是哪一个时代错了？

先知文房·黄铜书签

一把知识的标尺

标记着思想的进路

叔本华说：“当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人，一旦停止为实际生活操劳，就会被立刻打回原形，被不堪忍受的无聊包围”。

人是靠思想站起来的，个人的认知升级，社会的繁荣进步，不是因为掌握了某种技能，而是因为汲取了优秀的思想。

书，是人类思想最庞大的载体，打开一本好书，就打开了一扇通往真知的大门。无数先哲终其一生的经验与智慧，都被浓缩在字里行间。

然而，书的历史，无疑是一部“人类历史中的历史”——“自由的书写”与“任性的禁止”之间的千年博弈。——“读书无禁区”这五个字的最大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从1979年4月10日创刊至今，《读书》已走过整整45载历程。

从惊心动魄的思想沙场，到适性怡情的学问苑地，《读书》的命运轨迹，正是一个时代的投影。《读书》的历史，是书写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绝佳标本，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灵史。

为纪念这一段读书人的珍贵往事，先知书店特别推出先知文房·黄铜书签：一把知识的标尺，标记着思想的进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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